美国从昨起又进入第四波高温天，今夏多地已经创下了百年来的高温纪录，纽约今天气温直逼摄氏35度，明天预报将会37度有加，火辣辣的大阳把人们都逼进室内享受清凉，联合国广场上一时也显得地广人稀。但是，我们上海维权上访者并未退缩，今天继续冒着高温来到联合国上访，杨律还带着放暑假在家的儿子一起到来，更显他全家的维权抗争意志坚定不移。
人晒在高温下，要说不觉热，那非实话。但用陈黛莉的话来说这不算苦。她说比起她当年在国内上访时所遭受的苦难和迫害来，在这儿受点冷热根本就算不了什么。谈到国内访民的苦难，突想起昨天在在博讯网上读到的民盟、副研究员袁宗平写给国家信访局某接待员的一封信，信里面有一句话听了令人感到震撼，那句话是“访民的苦难，就是人民的苦难、国家的苦难、历史的苦难。”这句话确实深刻言简意赅，入木三分。而袁宗平先生的文章，用他亲身的上访经历，为这句话作了极好的注释。袁宗平先生的文章， 我ZT在下面，请各位不要错过。如果读者你也是一位访民，那么你一定能在他的文章里找到你的身影。
访民的苦难，就是人民的苦难、国家的苦难、历史的苦难, 更是民族的苦难和悲剧！
给国家信访局某接待员的一封信/民盟、副研究员袁宗平
访民的苦难，就是人民的苦难、国家的苦难、历史的苦难
国家信访局XXX接待员同志：
首长，您好。
我今天给您写信，还是向您汇报2012年4月27日到信访局递交材料以后的经历与感受。
那天下午递交材料（其中有一份4月22日给上海市委俞正声、韩正同志的信）以后，4点左右，信访局门口，已经聚集了许多警察。他们的任务就是专门抓上海人，把上海访民赶上早就预备好的4、5辆大公交。我第一次看到如此激烈的场面，非常吃惊！我只得借口“我是河南的。”离开了现场。而警方把数百上海访民送去久敬庄。事后了解，此次抓捕行动是由上海信访办负责人专程赴京策划实施的。我侥幸逃过一劫。其实，前一个月，二会期间，3月6日，上海政法委书记吴志明也曾坐镇久敬庄，为上海驻京办抓捕访民打气。
上海市委怎么了？不是说“正访”不抓吗？4月22日给上海市委俞正声、韩正.的信我也给上海信访办寄过一份，而且下午我到国家信访局“拉过卡”，驻京办肯定有我的信息。所以，我不敢在京久留，准备买票回沪。可是从4月28日至5月1日回上海的车票（包括站票）都已售罄。我只得买了4月29日凌晨去张家口的票，到我四十九年前的大学母校：解放军外语学院所在地去看看老校舍，顺便玩玩，30日回京。准备5月2日再到国家信访局“拉卡”后，买票回上海。五一节，想到了1963年考大学的作文题就是“五一日记”，“唱起国际歌的时候”，到天安门广场体验体验节日气氛，唱唱红歌，放松一下心情，或许还可以在纪念碑前敬个军礼。于是，下午1时许，乘20路到“天安门东”站下车，在进入广场的通道口，检查身份证，被验出有“访民”倾向，被带进派出所，直到晚上8点送到久敬庄。随后被押送回上海。5月3日被上海警方以“扰乱公共场所秩序”为由给予“拘留十日”的处罚。
我根本没有进入天安门广场，根本没有“扰乱公共场所秩序”的动机和任何举动，怎么就又被拘留十日呢？这不正是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吗！联系到4月27日国家信访局门口那一幕，原来他们正在找我，我这是“自投罗网”！
拘留十日期间，警方还额外警告我说，如下次再“犯”，还要“加重处罚”。记得去年8月底被拘留五日后，曾警告我，下次再犯，就将“劳教”。这次“拘留十日”应该还算轻的呢！
拘留十日也给了我一次静下心思索的机会。到底是谁错了呢？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？
本来，上访人的维权问题都发生在基层，我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产生是在14年前，一直向上海各级领导反映都得不到合理解决，所以，赴京上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政府本应站在公正的立场上，担任“裁判员”即可。我们对基层单位领导的不满，现在却由市级政府的公安出面打压，由专政机器引入解决上访，把上访人纳入维稳对象。这对吗？这不就把人们对基层的不满变成了对政府的不满了吗？出这种馊主意的人既反映出对上访人的对立，又想不出更有效的手段，更不想解决实际问题，如果不是黔驴技穷，那就是别有用心了！这是在激化矛盾、制造对立、产生怨恨。妄图通过拘留达到“息访”是绝对没用的。怪不得上海访民到北京一批又一批，其中有很多都被拘留，甚至被劳教过。在上海甚至还有残疾人、盲人被拘留的状况。
上访的路是很艰难的。4月27、28日住在北京的小旅馆，一位外地的上访老人说：“访民的苦难，就是中国人民的苦难、国家的苦难、历史的苦难。”当时我就非常震撼。面对监房的铁栏杆，回想这句话，他已经把访民受的苦难与国家、人民、历史联系在一起，很深刻！此时我想了“民不可欺”这条祖训，还有一条，“民无所畏”了！拘留、劳教，哪怕关上几年，都没什么可怕。就连押送我们回上海的警察都表示，警方不应该介入，拘留所的警察也不想做访民的对立面。守卫天安门的警察也知道：“你们到这儿来，是为了引起上海领导对你们问题的重视。”甚至连北京抓访民的警察也在责怪上海驻京办工作人员：“你们上海是怎么做工作的？尽给我们找麻烦。”可见，抓访民、关押访民，这多么不得人心！当然拘留也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，但绝对用错了地方，是滥用了权力！
拘留结束，我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立案，撤销对我的行政拘留的处罚。但人民法院对上访案例一律不给立案。上海上层也知道这是错误的，是上不了台面的，于是公安、法院联手，可见在上海，连我们申诉的这一基本权利都被剥夺。由此可见，上海在处理解决上访问题的一整套措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：先单方面关闭解决问题的大门，逼你上访，再给你戴上“非访”的帽子，予以镇压。这样的结果必定是：压而不服，上访越来越烈，民怨、民愤四起。成了恶性循环。
我经历了二次拘留，监狱的生活又体验了一把，小事一桩！我领教了专政机器的“狰狞面目”，事后我也了解到，包括世纪集团在内，的确有人幸灾乐祸，他们露出的是狞笑，还恶狠狠地表示还会加重处罚，活脱脱的一副镇压者的嘴脸！走出拘留所，迎来了阳光，我出来了，将来谁最终会进去呢，谁把我关进去，谁就会进去！谁呢？权力！要把权力关进笼里！
我的维权上访的事，现在仍无进展。自从2011年10月31日国家信访局503接待员同志接了材料以后，几个月都没听到上海方面的回应。2012年4月7日，国家信访局接待窗口告诉我，上海信访办的回应是，我“无理取闹”。4月22日，我给上海市委俞正声、韩正同志写了信，同时将此信，转给了上海信访办。4月27日也向国家信访局503接待员同志作了书面汇报，表明了我的态度。按照《信访条例》60天的回复期的规定，市委、市信访办却至今又仍然毫无动静，不知何故。今天我又来北京，向国家信访局，向首长，向您汇报。同时也是对4月7日国家信访局转达上海回应的补充回答。
现在问题僵在哪儿呢？
作为我，也算是一名“原告”吧，还是原来的诉求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，合理、妥善解决问题，还我公正、还我尊严。而世纪出版集团现在却顽固不解决问题，2010年9月8日罗际明书记离开我家，走的时候说的那句“我们回去以后再研究研究，再来找你时，会提出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案。”他无法兑现，今年4月份，又给我定性为“无理取闹”，这么绝、这么毒的话都说出来了，却又不向我直接表达。这种矛盾的表述，是他们自己把自己逼进了“死胡同”。一年来，我曾向市委宣传部、组织部、统战部建议过，请他们介入，但他们都避而远之。长宁区政府综治办也曾介入协调，但也被世纪集团档回。我知道世纪集团头头们讲面子，我也给他们找了台阶：如果不想、不便或不敢找我直接面谈，就请找个中间人也行，但世纪集团就是听不进去。我这样做，够诚恳、够厚道吧！
我今天向首长您汇报的就是这二个月来真实经历和感受。这也是14年来问题的产生、演变、反复、信访、上访历史的延续。历史的存在，有其偶然和必然二个方面。这条上访历史轨迹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，谁也别想从我心里抹去。14年来，我始终认为并坚信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定要落实，也一定能够落实。本来我的逐级信访都是本着希望各级领导改进工作、纠正世纪集团的官僚主义、纠正错误，以解决我这个历史遗留问题，但信件每每都转至世纪集团，被他们训斥为“妨碍稳定”、“妨碍改革”。说真话怎么这么难呢？正因为10几年来的交涉，我也许“得罪”了这些头头，所以他们恼羞成怒，以至对我恨之入骨，想方设法设置种种障碍，甚至不惜丧失诚信，以阻饶问题的解决。而现在世纪集团欺上瞒下，不敢面对事实、不敢面对真相。以为给我套上“无理取闹”的帽子，就可逃避他们的责任，并可把我归入“维稳对象”，甚至把我关起来，还可逃避“对我合理补偿”，这显然是徒劳的。
自4月7日从国家信访局获得上海的反馈“无理取闹”以来，实际上上海信访办已经把我这个案例提交到国家信访局的层面上，因为总比他们不说话要好，起码，上海世纪集团亮出了底牌，我对此表示欢迎。这也正是我前几个月提出的把我的案例由国家信访局主持处理，所盼望的。从现在起，我将继续适时来北京，专门向国家信访局、向首长、向您汇报案例的进展和我的行踪、我的思想。如果您认为有必要也可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，（因为这也是上海市委对待、处理上访问题的现状缩影和动向）以便调整和改进处理上访、社会维稳的工作大局。谢谢！
祝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！
致以
敬礼！
民盟盟员 副研究员 袁宗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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